振了我军的声威，而且对分化敌军营垒、促进逼蒋抗日的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主力红军会师后，就能在统一指挥下，集中力量打一些较大的歼灭战。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

　　长征发生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红军在反对敌军第五次“围剿”失败之时，同时又交错着党内的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毅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把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已进行战略退却的消极行动，升华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对全国人民和对全军有号召力的大义凛然的政治行动。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那样：“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北上抗日的方针，伸张了长征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师出有名，极大地激励了士气。日本侵略者是全民族的敌人，红军北上抗日就获得全民族的拥戴。而反动军队对红军的“剿杀”就把自己摆在抗日的对立面，遭到全民族的反对。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还有力地团结了全党，在党内存在着“北上”和“南下”的分歧抉择上，党中央、毛泽东坚定地坚持北上抗日，并以此团结了全党和全军，北上抗日有理，南下、西下无理，是逃避。这就促使了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在西北会师，避免了张国焘的分裂危险。

　　毛泽东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会师标志着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结和战略转移的完成，开创陕甘宁苏区新局面战略阶段的开始，并为向民族革命战争实施战略转变作了准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红军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就成了战略转变的转折点。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明红军长征会师后，党中央、毛泽东可以在相对稳定的（较之长征中被围追堵截的作战环境而言）“大本营”内筹划和决定政治战略方面的问题了，可以出台新的战略了。如果说长征胜利是北上抗日战略的胜利，那长征只是实施北上抗日的第一步。到了西北，长征是结束了，但抗日没有结束，还必须把全民族的抗日斗争持续不懈地进行下去。而这一切，只有在红军会师后才能贯彻实行。事实说明，红军会师后，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影响很大，以至于发生“西安事变”，促成建立了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红军完成人类历史纪录上第一次的伟大长征。红军面对着强大而凶残的敌人，险峻艰苦的环境，用了一年多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路，主要靠着革命精神来完成了长征。长征精神，包含的内容很多，但主要有两点：就是强渡大渡河，强攻腊子口，英勇作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

　　就是爬雪山，过草地，吃苦耐劳，在艰苦环境中，意志坚定，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红军的革命本色在长征途中最显明、最集中、最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成了我党我军最宝贵的财富。红军就是用这种精神完成了长征任务，会师胜利更使这种精神光芒万丈。这种精神，可以养成人们高尚的情操，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可以完成一切艰难困苦的任务。这种精神，在我国我军的文明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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