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从另一件事说起，新西府的工厂企业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纯国企，居民的房产全都是由政府机构或者企业分配，所以往往一个社区里居住的都是同一家企业的员工和其家属。

　　在这种环境下，新西府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以单位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体制，工厂企业里一般都会有一个“生活副厂长”“生活副经理”之类的职位，专职管理员工的生活，和顾南明所知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单位大院”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新西府却还要更进一步。新西府就是一座城市，周围没有农村，而且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实际上很差，和灾变之前的城市实实在在属于两个不同的东西。在灾变之前，顾南明的那个时代，一座城市的管理体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然后党组织在每一级都设置党委。

　　但新西府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层社区管理体系，简单来说可以归结为两个特色。

　　首先是区政府直接管理社区，其次是单位企业参与社区管理。

　　当然，企业也是完完全全的国企。

　　这就意味着，新西府的管理少了两级，或者说少了一级半，从区政府一级直接垂直管理到基层社区，取代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社区的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直属于区政府的行政机构，然后以此为中心建立一个社区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又是由企业参与的，相当于承包了开发商、物业公司的职能，同时还负责管理居民。

　　整个新西府的行政体制都是围绕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的，社区一级没有这种会议，但是会有相关人大代表组成的小组，和管委会一起并列行使权力。企业专职管理社区的物业部门将自己的利润上缴社区，社区进行管理，利润全部留在社区，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生态内的自给自足，等于本地居民直接交税来维持社区管委会，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这就导致新西府在社区一级的办事效率非常之高，成本也低。在平时，区政府不需要自己插手大小社区的日常工作，只要将派出所、税务所等职能机构派过来就行，而命令一旦下达，几小时之内就能迅速落实到城市的所有社区当中。

　　另外一个优点在于掌控力，小区内基本上都是同一个企业的员工和其家属，员工的工资情况和每个月发放的票证企业自己很清楚，因此一旦到了这种时候，需要政府来统一进行管理，挨家挨户分配供应物资了，居民的信息直接从企业那边拿过来即可，都不需要额外的调查。同时一旦有人确诊，和他有关系的人，潜在的感染者，迅速就能被寻找出来，进行隔离。这种高效和细致，就意味着在危机面前的强大适应能力。

　　一个工业化的社会，毕竟不适合搞运动化管理，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去搞管理，而是要求精细的量化控制。

　　新西府在目前阶段采用的是对所有社区的一刀切，统统封锁，但这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现在的疫情还处于初期爆发阶段，对病毒的传播途径，传播能力以及潜在患者群体都有哪些统统不清楚，属于必然的过激反应。而等一切都明朗起来之后，可想而知，新西府会开始逐步解除这种风险控制，至少会出台一个指标，将疫情的严重程度分成几个档次，然后按照不同的严重程度来推行不同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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