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琼三人护着祖孙两个行进的速度不慢，换匹好马，绝对要超过八百里加急，别看现在属于民道，比以前的官道平整宽阔多了。

　　官道已往属于朝廷安排百姓修的，每年百姓必须要出义工，不出工则出钱，也就是租佣调里面的佣，又可叫役。

　　想不出工，很好办，用东西顶替，朝廷的税收其实就是转嫁给了普通百姓，商人的税则是按照资产的比例一次行征收。

　　而且商税很不规范，很多时候是按照人丁来计算，而这个人丁的计算却是农税方面的，因此种田的人身份相对商人高，但在赋税承担上却非常严重，不划算。

　　张小宝和王鹃来了之后，就开始鼓动朝廷征收专门的商税，最初的时候按比例收比较少，像之后正常历史的两税法还不是两税法，因为还有农丁的租子和赋。

　　之前的几年收商税很不容易，但即使不容易，朝廷财政的收入提高也非常明显。

　　等张小宝和王鹃二人占稳了位置，商税开始增加，一直到去年的大规模进行分税制，大唐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了。不论是当官的，还是世家，或者是商业隐性联合体，面对强势的二人，除了老实地跟他们进行利益交换，不在有第二条路可走。

　　去年的国库财政收入是一亿几千万贯，相信今年绝对能够达两亿五千万贯之上，大唐整体上不是没钱，没钱的是朝廷的国库和普通种地而又没有太多地的人。

　　以前属于两极分化。官商为一边，工农为一边，掌握绝对资源的势力反而是不交多少税。

　　如今是按照收入的多寡征收，代价是张小宝和王鹃加上李隆基让出铁路运输分配权，这点李隆基表现的是郁闷和不舒服，其实他比以前强多了，至少国库和他的内帑充盈。但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得到的越多越想多得，得寸进尺、得陇望蜀。

　　对此张小宝那时讨论是让李隆基安心等几年。然后随着铁路的资源增多，自然而然地让做出利益交换的人知道失去的是什么。

　　王鹃认为事情最终会按照张小宝的设想进行，别说现在的人不懂太都经济手段。即使懂也玩不过张小宝，否则当初他也骗不到那么多钱。

　　因此朝廷在鱼肉百姓修路的时候，百姓很不愿意干活，能偷懒就偷懒，能磨工则磨工，最主要的是百姓也没有力气干活，吃喝朝廷不管，甚至工具也不发一下。

　　这等情况下，想把路修好，无异于痴人说梦。

　　眼下民露之所以好。那是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本身具备的经济基础有关系，属于一种自发性的劳动行为，加上有商人帮忙出钱，大家的目标一致，一条比起官道更平整和宽敞的路便产生了。

　　真正的宏观调控就是这样的。比无为而制差一点，却遵循其规律，想让百姓做什么，直接命令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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