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不得不承认，漕运改海运的这个开场局面是他没有料到的。

　　按照朱翊钧原来的计划，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只要他这个皇帝暗中一呼吁，海商、浙商、晋商、徽商、官僚、宗亲、勋戚便会纷纷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地投奔开海远航的美好未来。

　　然而现实是胞弟潞王爱搭不理，唯恐因此得罪宗亲，惹祸上身；勋戚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毫无藉此争利之心；众商态度消极，避之不及，竟无一人跃跃欲试，与朝廷合作投资。

　　这种情况实在是出乎于朱翊钧的意料之外。

　　他原先觉得晚明开海的实际难点在于海贸大开发之后的利益分配不均，没想到现实是压根儿就没人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人相信朝廷会与他们分利。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这时便领会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果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差距，就像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和溥仪逊位前的满清之间的距离那么大。

　　朱翊钧这时就有一点能理解历史上的那些真皇帝了。

　　开海的麻烦是这样得多，禁海的坏处又是那样得少，且这些麻烦和坏处都是皇帝能用一道谕旨就轻易避免的，在这种情形下，又有哪一个皇帝能单纯为了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去尽力打开国门呢？

　　好在朱翊钧他本人并不是皇帝，他非但不是皇帝，还是一个历史经验相当丰富的普通人，因此他并不像历史上的真皇帝那样怕麻烦。

　　只是平心而论，朱翊钧对如今众人的这般并不反感，本来一项改革就是在各个阶层的利弊权衡之下逐渐完成的。

　　他朱翊钧是穿越者可以做到背叛阶级，但他不能指望大明的所有阶层都一反常态地背叛自己的利益，否则他这个穿越者就太没有“拯救苍生”的道理了。

　　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民间商人对官办营生的发展前景一向都不太看好。

　　当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通过与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沿海和内河庞大的水运利权，本土传统航运难以匹敌，迅速溃败。

　　慈禧太后担心清国航运业会完全落入外国公司手中，以致漕粮运输受制于人，因此李鸿章便向慈禧谏言，成立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与洋商分利。

　　依照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晚清当时所面临的危局比朱翊钧所在的万历朝绝对要紧迫得多。

　　但是由于清廷决定将轮运办成一桩官办事业，即只允许民间资本入股，适当分取红利，经营权与人事权全在官方，导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之后，商人们的反应十分冷淡。

　　哪怕李鸿章自掏腰包，带头拿出五万两家财入股，响应者依旧寥寥无几，最后李鸿章只好请各省督抚襄助，又从各省财政中筹到一百多万两银子，这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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