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抬起头来，用一双秀雅而疲倦的眼等着皇帝发话。

　　即便朱翊钧召见内阁辅臣的频率和之前的万历皇帝别无二致，但申时行依旧从那为数不多的会面中感受到了皇帝身上的变化。

　　做皇帝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皇帝有皇帝的苦。

　　但是事实情况是，皇帝一苦，难免就要其他人迁就，让其他人比皇帝还苦。

　　申时行从万历十年当首辅开始，就一直在耐心地迁就着皇帝。

　　他已经摸索出了迁就皇帝的规律，譬如李材此事，即使皇帝坚持将李材、刘天俸逮捕下狱，还是可请三司官员一同力保，或是让科道官极力上疏劝谏，总是能拖得来救李材一命。

　　申时行在开口之前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打算用最真诚而卑微的姿态来迁就皇帝发现自己“受欺”的苦。

　　不想朱翊钧竟然如此善解人意，受了苦还不用旁人来迁就，可是出乎申时行的意料之外。

　　因此申时行在用眼睛等待皇帝发落的同时还捎带上了一种审视和打量的目光。

　　他想，皇帝怎么体贴起来了，受了欺竟也不需要看旁人受苦来填补委屈了？

　　朱翊钧见申时行对自己行注目礼，心下斟酌一二，方道，

　　“朕听闻如今云南或有州县多植玉麦、甘薯，此二物扑地传生，一茎蔓延至数十百茎，节节生根，一亩种数十石，胜于种谷二十倍。”

　　“朕私心里算计，倘或一亩可收十石，则数口之家，止种一亩，纵有灾甚，而汲井灌溉，一至成熟，终岁足食。”

　　“卿等每说财匮民穷，灾荒汹汹，如今或有此杂植第一品、救荒第一义，朕岂能不跃跃欲试？”

　　“朕即让李材等人留职察看，于云南军屯耕地中各取二十亩试验，十亩种玉麦，十亩种甘薯。”

　　“便以一年为限，夏种秋收，必教他三人亲耕田间，将栽植种种如实上呈，他三人若能如实禀奏，朕便免其欺君之罪。”

　　朱翊钧一气儿说完，方才从椅扶上缩回来的手在膝上团成了一个拳。

　　“玉麦”即是后世的“玉米”，“甘薯”即是后世人人称道的“红薯”。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在这里是动用了他一点现代知识的记忆储存的。

　　玉米和番薯均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显示它们在万历十六年时已经传入了中国。

　　玉米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西北陆路，传入甘陕地区；二是经西南陆路，由缅甸传入云南；三是由海路从南洋群岛先传入东南沿海各省，然后再传入内地。

　　西南陆路这一条是玉米最早传入中国的路线，在嘉靖四十二年的《大理府志》和万历四年的《云南通志》中，云南、永昌、蒙化、鹤庆、姚安、景东、顺宁、北胜等州府都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

　　番薯传入中国的路线有四条，一是分别由陈益和林怀兰从越南传入广东的东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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