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其实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比起土生土长的万历皇帝，他实际上更能站在下位者的角度去理解作为弱势方的私心。

　　倘或用现代人的话语去阐述，“弱者的私心”更具体得来说，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即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任何经济活动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

　　朱翊钧是崇尚平等的，他一直把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个体，因此他心态平和，将身边每一个人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发现任何一点儿“利君不利己”的牺牲奉献行为都无比珍惜。

　　即使郑贵妃因此认为他压根不像个皇帝，朱翊钧在这一点上也绝不双标，他在现代作为普通人时就反对“君为臣纲”，现下真正地成为了皇帝，他还是反对“君为臣纲”。

　　朱翊钧比较赞赏的是一种各人理性自利后自然产生的利益制衡体制，毕竟现实主义培养温情，理想主义助长仇恨，崇祯皇帝就是太相信儒家法则当真能束缚人性中的自私与自利，于是一旦有所失望，就会本能地对臣下滋生出一种怨毒的恨意，最终造成众叛亲离、反噬自身。

　　而朱翊钧对人性中迎难而上的期望值就没有像真正的古代帝王这么高，非要让他“君王死社稷”呢，朱翊钧肯定不会死得那么干脆。

　　但倘或是朱翊钧穿越遇到了以身殉主的王承恩呢，他肯定会反过来劝王承恩再考虑考虑，人人生而平等，一个人没必要因为一时当了奴才就非要遵循某种教条去为另一个人寻死。

　　所以现在的朱翊钧陡然看见一面求饶一面试图撂挑子的郑国泰，内心也并不觉得遭到了背叛，他自己在现代当研究生的时候还有不想给导师干活的念头呢，何况眼下他作为皇帝，对郑国泰为所欲为的权力，比二零二零年的导师对研究生要大得多了。

　　不过朱翊钧面上还是努力维持一派漠然神色，他低头看着郑国泰微微起伏的背脊，只是再次挥手让翊坤宫的宫人退下，并没有让郑国泰起身，因为他想弄清楚，这其中究竟突然出现了甚么样的利害关系，能让郑国泰转瞬间态度大变。

　　郑贵妃似乎看出朱翊钧的打算，首先开口打圆场道，

　　“快起来，快起来，有甚么事就好好说嘛，你这又哭又闹的，给宫人看了笑话倒无所谓，弄得好像皇上在刻意刁难我们郑家一样，像甚么话嘛！”

　　郑贵妃两句话不到，便话锋一转，笃笃定定地勾出她先前就埋伏好的考量，

　　“这漕运改海运的差事，又不是独你一人担着，有甚么了不得的大事，先同永年伯和武清侯商量了再来叨扰皇上也不迟，总是这么忙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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