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变样儿，反倒是成了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的借口。”

　　改革这两字，并非是现代人的专利，只不过当年叫变法。

　　事实上，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

　　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

　　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

　　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但等到麻烦一来，就后悔莫及了。

　　大唐便是这样垮掉的，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

　　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保守派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

　　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

　　可以肯定的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看动机，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惹得民怨沸腾，最后成了腐。败者聚敛财富的盛宴。

　　“推进改革自然是唯一正确的作法，但是如果太激进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叶开对楚静萱说道，“我在辽东的时候，就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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